台湾世代最近出现了比较大的分裂和断代，除了由于资讯爆炸以外，主要是因为传统安身立命的轨道不见了。以前年轻人长大找一个好的工作，存一点钱，买房结婚，然后生小孩，让爸爸和妈妈含饴弄孙，以后自己老了有人照顾，这是以前深植于于大家心里的观念。但现在台湾年轻人薪水不够高，而房价是以前三倍，无论如何都存不到钱买房子，所以干脆不结婚生子了。如果政府能提供很好的公共住宅，让年轻人用相对便宜稳定的价格租到，或是政府愿意辅导台湾市场产生一套健全干净透明的租房机制，那租房子也很好，年轻人还是可以结婚生小孩的，因为压力没有这么大。所以居住正义的观念在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一定要推动和落实，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往这个方向前进，让桃园变成一个宜居的城市。

　　最后一个是改善劳工的待遇和环境条件。前一阵台湾修了《劳动基准法》，但现在经济发展经常会跟剥削劳工这样的词挂在一起，有时候看大陆劳工的待遇，某些层面还比台湾好一些。当劳基法越修越恶的时候，台湾的劳工在面对什么样的处境？我举个例子，桃园市有45000家的工商行号，只有9000家有开劳资会议，劳基法第83条明确规定，企业每一年都要坐下来跟劳工谈一谈状况，比如说生意做得怎么样，你们的待遇怎么样。劳资会议必须要做，并且要立案，把资料送到政府，但是45000家企业只有9000家有做，这9000家里面还有很多只是纸面上开个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北中央去吵劳基法修的怎么样有什么意义？有八成的桃园厂商是违法的，这应该是桃园市政府要处理的，政府有没有处理应该由桃园“市议员”来监督，但我都不明白我们的现任“议员”在干嘛。如果我们要协调劳资关系，为劳工争取好的工作待遇，改善劳动环境跟条件，应该从地方开始，而不是把战场都放在台北。

　　现在台湾政治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讲标准是什么，应该是工作几个小时，烟囱的排碳量应该是多少，溪水承载的污水量应该多大等。但没人谈执行，标准是这样，那现在状况是怎样？有没有人违法？违法的时候才罚了多少？有没有人处理？没有人盯着政府去执行标准。“议员”的角色是特别的，不能只跟着大家的风潮一起喊标准，标准当然越严格越好，但我们该是盯着政府，看它把标准执行到什么层面。

　　所以刚刚谈的五个面向，环境、交通、食安物价、住房和劳动条件，“议员”在这些事上是主轴的角色，要盯着政府把事情做好，而不单单是制定标准。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跟其他“议员”绝对有大的差距，这是我的一些理想跟未来关注的题目。

　　当然我们也关心社区，现在的社区形态和过去台湾的都市形态是不一样的，现在是封闭型的社区形态，如何让这样都市形态下的民间问题能得到很好解决？我们现在也有成立社区大楼的平台，一起讨论社区的公众事务。

　　我们也关心教育，现在台湾是极端气候，夏天38℃，冬天不到8℃，但很多学校里面没有空调，你要孩子坐在38℃的蒸笼里面上50分钟的课，那是很过分的。 我们的政府有很多钱去办奇奇怪怪的活动，比如桃园办农博，花了四五亿，也没看到改变什么，为啥不把这些钱拿来改善孩子的教育品质和环境！做简单的、务实的事情，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在产业部分，台塑大楼最近要迁址，到时候我会要求他们总部迁到桃园。我在谈政治时一直强调台北跟另外的地方是天堂跟地狱的分别，在之前讲选区环境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过台塑，台塑在这边有医院，有大学，有生计，有科学园区，有养生村，有高尔夫球场，台塑什么都放在桃园，但总部放在台北，税缴在台北，怎么能这样？桃园没有能力承载企业总部吗？桃源没有高阶白领人才吗？我们当然有，既然最近台塑在台北敦化北路企业总部大楼要迁址，要找新的地方，不如回桃园，回龟山区！这是我对产业的一些主张。

　　观察者网：您的家人对您参选是否支持，是否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牛煦庭：没有家人不支持自己孩子的，一定是支持的，但过程之中非常矛盾，我爸爸过去曾两次参选过龟山县“议员”，都落选了。对我妈妈来讲，这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情绪，她看着自己的老公年纪轻轻，一腔热血投身政治，在参选的时候提出很进步很前瞻的观念，但因为选民没有接受，所以最后落选，她心情是很复杂的。过了20年后儿子走同一条路，当妈妈的一定很挣扎。

　　回台湾之后一方面我念的是这个专业，另一方面我本来就对这个有兴趣，就选择了往政治方向走。我之前的工作是在桃园市党部担任党工，做一个协助党政发展的专案，我在里面当秘书。我是2016年10月入的党，正好是的党庆，我作为入党青年代表做了一小段演讲。我在台上慷慨激昂，台下士气如虹。结果讲完我回头看，我妈在哭。她说走政治这条路她觉得真的糟蹋。

　　台湾的政治环境是很糟糕的，虽然是民主，但不成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必须投出非常大的心力。你可能有非常宏大的理想，但碰到选举这种糟糕的文化时，妈妈会觉得我辛苦，会舍不得。

　　我父亲也是，因为他当初选举结束就转任政治幕僚，所以有很多人问我是否政治第二代。我说我是非典型政治第二代，我是幕僚之子，老爸除了一身好功夫，看公共议题的深度还有一些基本的进退之外，啥也没有留给我，没有家产，也没有人脉。在选举上他作为幕僚当然经验比较丰富，但帮儿子选，他睡不着，这就是家人那种复杂的感情。

　　我回去找我的国小老师，我老师也问我说一定要这样吗？你真的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吗？讲的夸张一点，大家认为政治像粪坑一样。好好一个人，念书念得那么好，那么高一个学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回来，然后往粪坑里跳，无论是谁都想把你拉住，这就是周边人对从政的看法，侧面反映了台湾的政治环境很糟糕。那难道我们不该想着要如何改善吗？我想这就是个人的理想跟热情，若能让它变得干净一点，哪怕是粪坑也要跳，我想这是对自己人生的重要实践！我认为是很值得一试、值得一搏的事情。虽然辛苦，但最后大家都能够理解，家人、老师、长辈们都会支持。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您是2016年才加入，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加入？

　　牛煦庭：很多人都说你当初回国学历很好，而且是蔡英文“总统”学弟，那你为何需要加入？即使你是受到学运的启示说要青年参政，但大部分在那一波里面被启发的青年基本都唾弃，认为没救，不用理他，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

　　但我的想法不一样，第一我们从政治理论的观点来切入，台湾的选举是“单一选区两票制”，比如说在桃园市市长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中，每个政党只有一名“候选人”参选，这就导致了一种两党对决的形态，形成了两党政治，这个能和英国做比较。台湾的民主政治需要好的两党政治，台湾目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跟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和类似属性，能成为两大政党之一。

　　很多年轻朋友说不倒，台湾不会好，但从我的判断来看，绝不会倒。

　　因为台湾选制是这样的，另外社会氛围来讲，台湾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很保守的选民，如果瓦解了，你要这群人去哪里？在过去一段时间台湾是政党恶斗的状态，大家是会结仇的。以前蓝绿恶斗最严重的时候，走在路上都会打架，如果倒了，这些人也不会加入的阵营，反而会成为台湾民主的乱源。

　　我在伦敦亲眼见证英国脱欧，回来之后又见证了特朗普当选。所以当一个民主社会是失控状态的时候，他会选出疯狂的人，会做出不合礼制，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大众利益的疯狂决策。如果我们的两党政治被瓦解了，下一个就是民粹型领袖，这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一种伤害。所以当时做了价值判断，我想既然现在没人，那我们刚好能调整它的状态，当初是怀着这样的热情去走了一条非常险的路。对此很多人是嘲讽的，说绝对没有好下场之类的，但我把这一套讲出来之后，基本上大家是可接受的，两党政治的品质决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品质。

　　青年参政方面，过去台湾在青年征补征拔这一块是断层的，而还有别的第三势力包括时代力量、社民党和绿党等，都是大量起用年轻人，但他们调性类似，而且除了以外，其他都没有够好的物质基础。年轻人参加政党未必是出来选举，他可能在其中担任干部，比如民意代表的助理，但工资待遇不会太好，因为市场是寡头垄断。年轻人要参政只有能选择，那就坐地起价。来我这里的人多，但空缺少，那你们就辛苦一点，事实上很多年轻党工、“立委”助理的工作待遇非常糟糕。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如果我能够在里面帮年轻人找到出路，对全部年轻人来讲是一件好事。第一不管你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有机会。第二撇开政治意识形态不论，一个好的人才两党会抢着要，这对于提高年轻人工作待遇和地位很重要，我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切割得太细碎，我认为那不是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本质是承载而不是切割。

　　牛煦庭：我跟传统政治人物的走法不太一样，因为我有自己希望在这一场选战中呈现的价值。年轻人一般早上去站街，挥手也好短讲也好，提高曝光率，假日的时候可能去菜场扫街，公园拜票走一走，这些我也走，但没那么频繁和密集。

　　我把时间空出来到处拜师请议，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能不能提出好的论述跟政策的重要基础工程，你年轻、无经验，那你的基础工程就要扎得很好。社区议题我就去请教在管委会待很久，做过大厦联谊会的前辈，问他社区事务是什么？管委会的社区大会开起来也许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民意代表”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环境和劳动方面我就去拜访环团和劳团的人。我去听警察讲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也会去找在职官员。看一件公众事物，不是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去看，而是要从民间、政府官方和“民意代表”三个面向去看，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真正可以被改善和落实的好政策。当然我也找地方的头面人，可能以前担任过“民意代表”或是社区发展协会和社团的领导干部，从他们的眼中看龟山的发展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让这一个地区变得更好。

　　我目前的行程是较多时间用在会诊跟整理这些事情。当然有重要的大活动时，我也会去曝光露面。我也会开始站街和拜票，该做的事情都会做，但我比人家稍微晚了一点。

　　另一部分就是做公共政策，我也花很多时间在做公共议题的分析。比如我要开记者会，“议员”层级的人很少主动出击去开记者会，大部分人都认为只要跟着市长，有曝光和人脉就可以了，但很少自己去发动一个题目。我不一样，我认为要做议题，既然你无经验，那就要做几个议题，表示你对这个事情是了解的，不然你怎么让大家相信。之前我跑到新竹去抗议调降囤房税，理论上很多栋房子要多收一点税，但它越调越低，等于鼓励大家去囤房，我就去抗议。另外我在桃园做的是捷运监督联盟，桃园最近在做第一条绿线捷运，但在发包程序和厂商选择上有很大的问题，我就直接摊开这些来让大家讨论。我还有一个最近要发动的题目，是要呼吁台塑把企业总部迁到桃园。

　　牛煦庭：“议员”就是地方的“民意代表”，桃园市议会现在有13个选区，60席“议员”。龟山区也是一个独立的选区，有4席的“议员”名额。全区现在的人口大概在15万到16万之间，扣掉未成年和很多不投票或是在外面的人，投票人口可能是10万到11万左右，出来参加“议员”选举投票的比例大概是六成多，所以当选“议员”大概要一万多票。

　　上一届是60席，这一次因为人口扩张席次会增加，但具体来讲我只知道桃源区多了一席，中立区多了一席，然后原住民的选举也多了。台湾的选举是有特别划分原住民选区的，就像少数民族一样。

　　牛煦庭：在台湾绝大多数都是选举前八个月才能开账户对外募款，所以在这之前你要自己想办法去筹第一桶金。从选举的历程来看，势单力孤时的募款成交并不会太好，所以做先期投资是必要的。我的家族给了我一些支撑，除了我爸以外还有我奶奶他们凑了100万给我，这是家族对我的全部支持。我很早就跟家里人讲我不买房子，我刚刚谈居住正义的时候说我的目标是要一个健全的居住正义的环境，所以我当然不买房子，我不要随顺这样子的传统。但家里人一定已经帮孩子准备一桶金了，然后我拿这钱来选举。

　　这100万我花在一些比较基本的方面，比如租办公室，印一些文宣品，出去办活动，人际应酬等。把自己先武装起来，挂一挂看板，表示我是玩真的，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很多年轻人都讲挂看板就是家里很有钱，因为看板的租金很贵，其实不尽然是这样。

　　首先看板的租期能调整，也不一定要租到最后。第二挂看板能大大的提升知名度。第三是文化使然，过去台湾的地方政坛有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要出来选，但其实他的目的是等人家来劝退他，之后拿一笔钱走人，这些人把地方层级的选举诚信玩烂了，没有人相信你选举是玩真的。当我说要参选“市议员”，所有人都在问真的假的。后来我在提名遇到了一些风波，然后我决定无党籍参选，很多人讲我仅仅是玩玩。每天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是很麻烦的，把看板拉出来，各位明白这个人玩真的，这是看板的必要性。

　　某些层面讲，你必须花一些钱来验证自己的决心，不能说都等钱来了我再动，这在地方层级上不符合传统大家对于政治人物的期待跟想法，他会认为你很投机，用选举来赚钱。

　　募款我当然是从亲朋好友开始，我的诉求就是小额募款优先，我的目标是300万打完这一场选举！300万一般人听起来很多，但对台湾地方政治有了解的人会知道，300万是预算的三分之一到一半，通常来说用600万打完算很厉害，用1000万直接打完算合理。但无论如何我都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我的目标就是300万。其中有100万是自己想办法筹，不管是借或者家族出。我刚刚讲我是用家族，我希望我的模式可以被其他的年轻人复制。年轻人如果真的有觉悟要选举，你去借100万，选上之后要还掉是困难的事。后面200万要募款，我认为是能做到的，只要你的理想能够感动人。

　　我现在还有200万的差额，我跟我朋友聊天，他说你钱怎么办？我说我当然要靠大家的帮忙，在网络上公开，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支持年轻的参选人。大家都在抱怨说我们台湾的”议员”或“立委”被财团绑架，大商人捐一大笔钱就把这个人买断，所以这个人要为金主服务。那我就要反问，当选举到来，年轻的候选人开始募款的时候，你要不要捐钱给他？我跟我朋友说你们不支持，我就被金主绑架，他们都觉得有道理。

　　我希望我的200万全部都是小额募款，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累积，当全民的代言人。我给自己的标准是到最后现任“议员”以及市长提出来的政见有哪些跳票，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选举到最后就回归根本，就是诚信原则。一种原因是我用这样的标准看别人，如果没达到就出局；另一方面我希望我们大家用这样的标准看我，不管我最后的募款来自于谁，小额募款或者有自己的金主，但如果我行不正坐不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是说话不算话，那就把我淘汰。建立这样的机制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不然永远都讲的清楚，但没有实际行动，这就没有前进，所以我希望我的参选可以让文化慢慢改变，慢慢前进。

　　经费部分大概是这样，我自筹一笔，代表了诚意跟觉悟，代表不是玩假的，剩下的部分我希望百分之百都是小额募款，这是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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